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鲜明特色。一是自主性。中国道路是自身内部因素主导生成的。在世界现代化大潮冲击下，中国主动地进行了适应性变革，这种变革立足中国国情，对外来经验不是照抄照搬。在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最关键的是拒绝了新自由主义。中国借鉴国外经验，留下了自己的特色和创造，如联产承包制、经济特区、乡镇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二是人民性。中国道路坚持以人为本，最大限度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中，人不单单是经济要素，更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不单单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发展有贡献，还包括其他一切领域的人；不单单是个体，而且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整体人民。这种对人的理解完全超出了西方的眼界。三是实践性。中国道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其顺利成长的基本原因。坚持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推进是中国改革的鲜明特色。中国的改革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渐进、迂回、给基层以极大自由度、力求从局部突破、不断试验的道路。中国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方法等都是在不断对一系列难题作出选择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四是整体性。中国道路坚持“五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以此来实现了发展合力最大化。这种道路以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指导，避免了之前那些模式的弊端，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展合力最大化。五是稳定性。中国道路的关键秘诀是科学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国改革是以发展实践效果为导向的，这种改革具有阻力小、易突破、成本较小的优势，因此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没再次出现大起大落的事情。中国过去30年从农村向城市移民达2亿人，但没发生内乱，这主要归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党建》2013年第9期）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将整个国家的制度优势与社会成员的活力、创造力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抓住了发展的机会。首先，坚持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作为重要任务。中国不仅实现了稳定的秩序，而且显示出维持稳定秩序的能力。这可以为中国制定和执行战略规划提供有利条件。第二，能不断增加和改进公共品的提供。相对于许多国家，中国有着重视基础设施类公共品提供的悠久传统，修桥铺路、兴办教育、消除瘟疫等历来被视为政府的重要任务，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三，继续保持着集体行动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的突出特点。执政党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享有较高的权威，掌握着巨大的资源，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认同和服从意识，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中国制度集体行动能力的支柱。在应对重大风险或危机的时候，这种集体行动能力充分展示出来。第四，通过提高制度的回应力，适应公民慢慢地加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公民政治诉求的增多增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国家解决这一个问题的通常方式是开放竞争性选举，让这些诉求相互竞争，并且对政权产生压力。中国在制度上应对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方式，除了拓宽制度渠道，倡导有序参与外，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提高制度的回应能力、解决诉求提出或涉及的具体问题之中。第五，保持比较高的决策自主性，能够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西方学者在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和效果的时候，都认为中国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有利于控制危机的蔓延，并认为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的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稳增长”决不仅仅是避免经济稳步的增长“硬着陆”，而是要推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阶段，“稳”的含义不只是将经济增长率调控在一个可接受的目标区间，还包括稳心态、稳政策、稳预期。稳心态，就是力戒急于求成、贪大求快、不惜代价等社会心理，以更为稳健、更关注长远目标和更符合客观规律的理念和行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稳政策，就是力戒仓促多动、过度刺激和无序补贴的政策调控方式，以慎重和可预见的政策调整、适度的经济政策干预和不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的政策优惠，发挥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推动作用。近2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水平和能力逐步的提升，有很大成效避免了经济的大幅波动。稳预期，就是力戒优惠竞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稳健的心态和经营方式、更大的耐心和力度，扎扎实实进行技术创新，增强长久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果由于焦躁的社会心理和一些地方不稳定的政策措施导致企业和居民预期紊乱，就会出现经济主体行为扭曲。稳中求进，“进”向何方呢？简而言之，更高素质、更平衡协调、更绿色环保是基本方向。所谓“更高素质”，就是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体系全方位的精致化、信息化和高端化。所谓“更平衡协调”，就是实现产业体系和空间分布的合理化。目前，我国工业化推进的空间态势总体上处于从先发地区向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加速扩散的过程。所谓“更绿色环保”，就是使工业生产以及工业品的使用更清洁、更具有环境友好的性质。从根本上说，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以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高的绿色环保标准，彻底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生产的全部过程的环境风险。（《人民日报》2013年9月2日）

  首先，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仍然强劲。目前，中国还没有实现动态意义上的“五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要完成这“五化”，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加上这“五化”又是在有十几亿人口、国土辽阔的中国，多方面发展又很不均衡状况下去完成的，更增强了发展的潜力张力。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动态的，中国的发展除了“赶”的意义之外，还有动态意义上“超”的含义，不仅要“补上”落后于人的地方，还要“赶上”别人正在发展前进的地方。其次，中国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民族勤奋红利”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利”，仍然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其制度优势就会充分的发挥出来，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以及社会互助共济的精神优势，将成为发展中攻坚克难的利器。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会逐渐减弱，但不会消失，而且中国新“人口红利”将产生，劳动者素质大提高、劳动技能极大的提升，将使新“人口红利”倍增。加上中华民族的勤奋精神代代相传，中国的劳动效率仍将保持世界领头羊，为国家发展奠定精神基础和支持。因此，即使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人口素质、劳动效率，都将是可与世界他国相竞争的因素。其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落成，优质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结构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以及迅猛发展的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建立，构建了现代经济发展必备的优质条件。中国有世界上人口最庞大、消费潜力最深厚、全球市场最广阔的优势，为集聚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创造了无限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继续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球性资金、人才、创新成果将会不断向中国这块沃土集聚，中国变成全球生产高地、消费高地、创新高地、合作高地、文化交汇高地，是完全可能的。基于以上分析，中国仍具备一系列优势使经济保持增长。（《中国改革》2013年第8期）

  近几个月出现了一股相互协同的力量，意图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描述成为“中国放缓，西方复苏”。2013年上半年主要经济中心的数据表明，真实的状况恰恰相反。尽管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低迷，但中国经济并没有放缓，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一半，欧盟和日本经济仍然处于停滞之中。研究这一扭曲言论能够让我们看清“中国崩溃论”的可笑。根据统计，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12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7.5%，降低了0.1%。同一时期，美国的GDP增长率从2.8%下降至1.4%。因此，中国经济就没有减速，经济提高速度是美国的5倍。同一时期，欧盟的经济表现并未有太大改善，GDP增速从-0.3%变为-0.2%。日本的经济表现受到2011年海啸的极大影响，GDP增速从2012年第三季度的0.4%增长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0.9%，仍然低于1%。因此，2013年上半年，与“复苏”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表现并不“差劲”。全球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欧盟和日本经济稳步的增长依然低迷，美国经济提高速度一下子就下降，而中国经济提高速度就没有减缓。因此，有关美国“工业复兴”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在过去6年中，美国的工业产出甚至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中国的工业产出则增长了90%。那么，为何外界要努力扭曲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真实地位呢？原因是，如果这些真相公布于众，人们将明白，中国经济的表现不仅在过去6年远超西方经济，而且这一趋势仍将继续。这可能会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经济模式要比西方的更为优越。由于这一真相令人难以接受，就必须歪曲事实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环球时报》2013年8月23日）

  竞争式西方民主政治并非当今世界的唯一最好政治模式，中国也无须对此进行复制。第一，中国过去60多年来的政治发展历史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演变过程是完全不同的。直到二战之后，欧洲大多数国家才正式建立起竞争式大众民主制度。中国的政治基础演变过程与此不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随着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又将其他新兴阶层包容到由工人、农民等所组成的政体之中。这一政治发展历史展现了中国的吸纳和调整能力。第二，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展现了其包容性和协调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强大并且善于学习、调整与吸纳的执政党，力求包容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中国经济的快速地发展并未产生类似英美民主的政治形式，但是，西方民主所具有的竞争性实际上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中。中国具有政治平等主义的传统，今天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是一批通过善治赢得大众支持和信任的精英。第三，竞争式选举并非政治纠错的最佳途径，竞争式民主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自由的、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既给政府行为以限制，也向政府授权，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天然地为了赢得再次选举而讨好多数人，这就形成了短视和缺乏自身独立性。中国现在定时进行政治权力的交接班。中国内部的官员选择机制是非常有价值和很重要的，这种机制与一种政治权力的隐含原则紧密关联：如果民众极度不满意于领导者的施政行为，就要将权力交给更加有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领导者。这种机制可完全和西方的竞争式民主的作用相媲美。(《光明日报》2013年8月20日）